單身女郎在紐約

在美國已經待了快二十五年. 早就習慣了美國的飲食, 語言, 文化, 以及思維. 六年前搬到紐約, 住了三年後, 覺得這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就把洛杉磯的房子賣掉, 準備在東岸買房子. 自己暗暗立誓, 這將是我最後一次搬家.

父親的身體從兩年多以前開始惡化. 我返台的次數也由頂多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五六次. 來回奔波固然疲憊, 但是我也開始對台北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爸爸的樂觀天性讓他即使躺在醫院裡, 也儘量和我閒話家常. 他不提自己的病痛, 只講以前的老鄰居和親友們的近況, 要我沒事去看看他們.

以前回台灣只能坐計程車, 因為對道路完全不熟悉了. 信義路在仁愛路的南方還是北方都搞不清楚. 回台北蜻蜓點水個幾天就搭機回美, 所以也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在認識道路上.

第一次搭地鐵是因為在交通擁擠的下班時間到醫院去看爸爸, 計程車坐上一個鐘頭都不一定到得了, 媽媽就要我去搭地鐵. 在旅館櫃檯拿了一份地鐵路線圖, 就沿路摸索, 轉了兩趟車, 終於坐上了到醫院的淡水線. 打量著四週的上班族, 我忽然覺得一切都好親切. 這種感覺是在美國不曾有過的. 那些青澀的辦公室女文員, 背著書包一身臭汗的高中大男孩, 疲憊無奈的中年男女, 叱喝著調皮搗蛋小男生的年輕媽媽, 我忽然有了家的感覺.

早就忘了什麼是“家”. 雖然曾經結過婚, 現在也有一個小女兒, 但是從離開台灣搬到美國以來, 我再也沒有體驗過“家”的感覺. 工作讓我東奔西走, 當時從西岸搬到東岸也是一個星期就達成協議. 工作的性質, 讓我巨蟹座愛家念舊的本性深深的鎖在心靈的箱底, 經過幾十年來, 也逐漸忘了它的存在.

曾經和同行友人一起數自己送出去多少架電視機. 我的記錄是十二架. 逐水草而居的工作, 讓我儘量減少身外之物. 一個工作結束後¸ 就把公司為我租的公寓裡面所有自己購買的家電轉送他人. 當初兩個箱子搬進來, 現在就兩個箱子搬出去.

女兒上學後, 就不能這麼搬來搬去了. 但是流浪民族的個性已經潛入我的血液裡. 家裡仍然是四壁蕭條, 只準備著下次的搬遷. 每年暑假開始, 女兒就問我開學以後她是不是還回這個學校唸書.

爸爸臥病在床, 讓我們父女有時間靜下來聊天話家常. 爸爸陳述著我小時候的瑣碎事, 還有我早已遺忘的街坊鄰居. 那些深埋在記憶箱底的對“家”的渴望, 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樣, 一打開就不可收拾. 爸爸告訴我要如何教導我的女兒. 我很訝異爸爸和女兒接觸的時間不多, 卻對女兒如此了解. 爸爸笑著說, 女兒就是我的翻版, 小時候他怎麼教我的, 現在我就怎麼教我女兒. 一個人在美國帶小孩, 碰到問題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討論. 很習慣憑著自己的直覺去解決所有問題, 現在忽然有一個可以商量的對象, 我才發現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 心裡的壓力有多大. 和爸爸好多年都沒有什麼話講, 現在因為女兒而把那斷線很久的父女親情再度牽起來.

每次返回美國, 就讓我迫不及待的計算下次回台灣的日子. 但是把女兒和保姆留在紐約, 我非常不放心. 女兒假期一到, 當天晚上就帶她上飛機一起回台灣. 每天去醫院看爸爸, 她喜歡唱歌, 爸爸也喜歡唱歌, 一老一小就這麼中文英文的一起唱到口乾舌燥為止.

爸爸住院的那些日子裡, 我開始再度認識台灣. 無論政治經濟生活狀況和職場生態, 台灣和二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新新人類的行為舉止和美國青少年無異, 但這只限於表面, 他們內心仍和傳統的價值觀拔河. 台灣的職場新人所面對的挑戰比我剛出社會所面對的更為嚴峻. 台灣中壯年人則是最可憐的三明治族群, 晚婚又晚生子女, 他們必須養育年紀幼小的子女, 同時照料年齡老邁的父母.

一切的一切, 對我來說既陌生又熟悉. “少小離家老大回”, 時間沖淡的是記憶, 而不是感情. 很意外自己對台灣竟然有那麼深的牽掛, 經歷二十幾年都沒有改變. 美國的生活和經濟水平雖然比台灣高, 住了那麼多年, 美國還是不能取代台灣成為我的家.

這個暑假在上海待了一個多月, 讓自以為能四海為家的我迷惑了. 同文同種的地方, 卻讓我想家想得更厲害. 上海那種似是而非的家的感覺, 只會時時刻刻挑動我思鄉的情緒, 卻無法讓我對這種情緒釋懷.

自己心裡明白, 這個漂泊了二十幾年的心, 是到了該回家的時候. 倦鳥都知道歸巢, 何況是一個身心俱疲只想在世界找一個能讓自己終老的角落的遊子?